天天速看：深切悼念我的科研启蒙老师杨福家先生

施义晋

(资料图)

杨先生不幸于7月17日辞世，作为学生有必要写一点文字悼念他的离去。

严格来说我不是杨福家先生的入门弟子，我没有听过他的一门任教课程，因此也算不上是他的授课学生。但我认为我是杨福家先生一个“特别”的弟子，我知道杨先生对我青睐有加。由于各种因缘机遇，我终没成为杨先生的入门弟子，这是我的遗憾。

图为2016年杨福家先生在80岁寿辰上与学生合影，施义晋（左二）、杨福家（右一）。 施义晋供图

我与杨先生的交往，发生于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五年中。1962年，我四年级时，杨先生已去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进修，1963年杨先生去丹麦玻尔所。因此，严格来说，我与杨先生的真正机遇是三年半。

我一年级时，杨先生是我大班（年级有两个大班，共十个小班）的党支部书记。那年，杨先生时常要在大班会上讲话，我在下面听讲，但我与杨先生并没有直接交往。

第二年，我作为高年级学生，带了两个低年级学生去一家小工厂参加技术革新。没两个星期，我得到通知去物理二系报到。到了那里，我才知道是参加杨先生领导的科研小组，研发“弯晶伽玛谱仪”。这是一台直径逾两米的大型核物理谱仪，不但机械加工精度要求超出了我国当时的水平，而且从大尺寸氧化硅单晶的生长、加工，到弯晶晶面的成型难度也都大大超出了我国当时的能力。我记得当时参与研发的还有好几个高年级学长，直接带我的是高一届的吴毅。尽管我当时只学了一点“普通物理”基础课，也刚上了“理论力学”，根本不懂“伽玛射线的衍射”，但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我义无反顾、全身心投入了研发。

第三年下学期的一个星期天，杨先生把我叫到他位于复兴公园东门的父母家，跟我交代，要求我参与核反应理论的研究。我刚学了“统计物理热力学”与“经典电动力学”，还没学“量子力学”，更不要说“原子核物理与理论”。杨先生给了我一册英文的新版的“核反应理论”论文集，要我课余认真读。要知道我的高中与大学外语是俄语，学得也不怎么样，因此要直接读英文原著，真有点“赶鸭子上架”。既然杨先生这么相信我“行”，我怎能畏难？就是杨先生的这一次谈话，从此开启了我后来六十年的从事理论物理的科研历程。

图为杨福家先生著作：《原子物理学》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85年第一版。杨福家先生于1986年签名赠送给施义晋。 施义晋供图

杨先生是我理论物理的入门导师。杨先生跟我讲解当时的核反应理论的局面与不足，特别对当时质子非弹性散射的实验结果，杨先生认为现有理论有偏差。杨先生要我搜集更多的新实验，找出问题，找寻解释。杨先生对质子非弹性散射90度不对称实验结果提出了新解释，这新解释要求改造原有的理论，建立新的理论框架。因此，他要我重新理论推导，并着手理论计算准备。为了加快速度，他又找来了我的好同学叶慎敏参与。有了新的理论公式，接下来的重要一环是数值计算结果，并与实验结果对比。我们用一台手摇计算器，每天晚上进行数值计算，算了快半年，得出了理论结果，能对实验作出比当时其他理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。通过这次经历，我知道了理论物理研究是怎么一回事。

杨先生看到我们的新理论很高兴。但是，他到了去北京进修的时期，于是将结果与图表带去了北京，匆忙地写了论文提交给了复旦学报，把我姓名的汉语拼音写错了。但不管怎样，这是我与杨先生共有的唯一一篇论文，也是我的第一篇理论物理论文。在1963年的上海物理学年会上，我代表这篇论文的三个署名人，作了报告。

我知道我不是理论物理科班出身，但我一直以我是一个合格的理论物理工作者而自豪，因为我是杨福家先生带出的第一个弟子。

我本以为我与杨先生的特殊关系将会承续很久，如今杨先生已谢世，我只能以此不成文的文字纪念我至亲的启蒙老师杨福家先生。

（作者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，已退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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